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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宋、金元時期，中醫學出現了流派爭鳴的局面，湧現了金元四大家和陳直、鄒鉉等一大批著名養生家；同時由於宋代帝王對養生學十分關注，組織力量編寫了《太平聖惠方》、《聖濟總錄》之類的大型官修醫書，從而大大促進了中醫養生學沿著《黃帝內經》開創的思路繼續向前發展，並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：
注意從發病學的角度探求養生規律。當時的中醫養生家已經認識到人的形體“因氣而榮，因氣而病”（《聖濟總錄》），於是主張養生應該努力保養氣血，調理氣機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認為“脾胃之氣既傷，而元氣亦不能充，而諸病之所由生也”（《脾胃論》），從而相應地提出了養生要務在於保養脾胃之氣的理論主張。同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則改弦易轍，強調陰精對人體的重要作用，認為人的一生“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”（《格致餘論》），因而在治病和養生方面都以滋陰為主。
注重聯繫老年生理特徵探求養生長壽之道。，鄒鉉《壽親養老新書》從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出發，認為老人精神真氣及五臟衰弱耗竭，腸胃虛薄，喜怒性情不定，類似兒童，且孤僻易於傷感，故應重視飲食調養、精神調攝，怡情悅志，以及順應四時氣候變化以養生。宋丹溪在《格致餘論·茹淡論》中則結合老年人的生理特點，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老年養生食譜。
宋代以後，由於真宗、徽宗等皇帝狂熱崇道，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，道教理論有所深化。在眾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門的道教學說中，內丹派理論影響最大，並相繼出現了陳摶、丘處機、王珪等著名道教養生家。
陳摶所著的《指玄篇》、《陰真君還丹歌注》、《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治病圖》均為闡述道教丹丹派養生理論和方法的重要專著，其中又以後者在民間流傳最廣。
丘處機的養生思想除了強調“全神煉氣”、養氣內守之外，還著有《攝生消息論》一書。
王珪在所著的《泰定養生主論》中論述了婚後至孕育和嬰幼、童壯、衰老諸階段的生理調攝，疾病治療等問題，很有特色。尤其是書中關於藥食養生的觀點，更具創見。
有宋一代，儒家一反漢唐專治經學的傳統，轉而引釋、道入儒，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學。當時的理學家認定“理”是先天存在的、是永恆而至高無上的。為了窮究此“理”，理學家們提出了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的總原則，而靜坐則被視為實現這種原則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。儘管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的理學原則本身是與人們的養生目的相悖的，但靜坐方式卻包含了積極的養生意義。以北宋著名理學家邵雍為例，“靜坐”固然被他視為窮理盡性的主要方法，但在“靜坐”窮理的實踐過程中，邵雍同樣感到了這種方式所具有的養生功效。因此，在他的某些詩作，如《何處是仙鄉》中，就寫出了一種獨特的靜坐感受。
對靜坐養生感受最深的，大概莫過於南宋理學。由於晚年健康狀況甚差，所以朱熹十分傾心符合其理學大師身分和經歷的靜坐養生法。據《宋元學案》記載，為了提高和加強靜坐的養生效果，朱熹還作有《調息箴》一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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